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中国很快进入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有志于或热爱文学、文艺的社会各阶层人等纷纷拿起笔来，满怀豪情地投入到创作之中。自古黄龙藏雅士，今无牛鬼见贤才。一时间，农安县城猛然冒出来一伙要当作家的人，这就有了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甚至都不相识的笔杆子凑到了一起，不敢张扬、半遮半掩地组成了一个“黄龙文学社”。因为那时候自由结社搞不好要出说道。所以没过多久，“黄龙文学社”的名字不敢叫了，但是不少的人还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沙龙”，令城里乡下一批年轻的追随者仰慕，也引起了长春市文联、作协的关注。

前不久，回老家途经县城，被孙晓伟扣留，引荐了县文联田成名、汲丛彬诸君。晓伟是当年黄龙文学社最年轻的活跃分子，现在当警察的他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到文联来溜达，被大家戏称为编外主席。我最理解晓伟是把这里当成家了,年轻时没有这样条件，今天总算补缺,了却一桩夙愿。在县文联，成名秘书长给了我一堆装帧考究的《黄龙府》、《黄龙诗粹》等书刊。酒桌上聊起农安的文化往事，总有说不完的话。回来翻阅这些书刊更是感动。作为农安人，我为家乡今天的文化氛围感到欣慰和想往，更为黄龙文化的繁荣、文艺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与骄傲。因此，也就有了要写写往事的愿望与冲动。伏案一刻，那些走向天南地北、天上人间的朋友便一一在眼前闪现。

文学社里的那些人

黄龙文学社冠以文学，其实社里的十几个铁杆社员干啥的都有。刚从农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馆的赵国华、当了小学老师的孙晓伟写小说；年长一点的在东北送变电公司上班却常年放假或请病假的老胖子吴永学写小说，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时任县社秘书科科长的丁宝库兄写小说也写戏剧，本是黄龙戏编剧的郭翠筠不怎么写戏却写小说，最让人服气的是在宝塔南街农安二旅社写店簿子的刘尚宽也是写小说的，还写得好，大家公认他是社长。此君十分仗义，家宅狭小的一间半房舍是大家集会的据点，一到周六下午夫妇便把一双儿女送到母亲家里照看，媳妇杨丽花还要回来给弟兄们当服务员，捅炉子烧开水，每每陪到天亮。后来他们在屋前盖了门房，经过简单地装修成了我们专用。大家公推尚宽当社长，不仅因为他的组织能力和贡献，主要还是他灵牙利齿、思维敏捷、敢于批评。当时说法叫“瞎呲”，他能“呲”到点子上。那剩下的几个人和文学就不太沾边了。

朱毓铎、金锐画画。朱毓铎画国画，自己在十字街偏北一隅有一个黄龙美术社，两间门脸的筒子屋，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徒弟，还给开工资。他应该是农安县最早的个体户。所以我以后常想，农安县县志记载美术史有他一笔自不待言，记载新时期个体工商发展史，更应该把他作为研究的对象。他的成名成家值得文学家来著书立传。

金锐画油画，东北师大美术系毕业分到县文化馆搞美术，曾师从著名的大画家袁运生。首都机场裸体壁画《泼水节》就是袁运生之作，当年举国轰动，激烈的争论中，是邓小平说了话才得以保留。后来袁先生一度出国，本省一位作家以袁先生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错过星星和月亮的人》，金锐以为作品有辱恩师，拎着小说愤愤然要找那作家理论。名师自然出高徒，金锐对西方美学理论很有研究，辩才更是无与伦比。有时我和他拔犟眼子，瞬间就被他的喊叫给淹没。赵国华比他能犟能喊，金锐便叫我“人民日报”叫国华是“广播电台”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桀骜不驯的农安名画家，经常被我拉到乡下给人家画结婚用的立柜壁橱什么的，不给钱不说，有时还得搭上点颜料。他不像朱毓铎靠画画养家糊口，不好意思老是白求。金锐拿国家工资不用白不用，当然干完活儿喝顿酒是必须的。我记得当时这些朋友家里都有朱毓铎和金锐画的画，只是保留时间不长。孙晓伟结婚时金锐给画的油画颇费功夫，就是谁也看不懂，没几天就被孙老爷子钉到了仓房的破窗户上。

我是县委宣传部的大头干事，成天和机关公文打交道，负责社会宣传和群众文化，在文化馆主办的《农安文艺》上发过鼓词、数来宝、对联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和赵国华、金锐熟悉了，是他们把我介绍到文学社来的。看人家发表了作品，不发表作品的也能在每周末的集会上拿出作品来讨论，实在为自己没有东西见诸于铅字而自卑，因此忙里偷闲写点段子，给省里的《说演弹唱》《红色社员报》等报刊，发表了拿给大家看也受到鼓励。后来还写了一篇散文《悠花点点》，记述儿时的乡间往事，仅被农安县广播站做成了配乐朗诵，就让弟兄们兴奋不已。就连来农安讲课的市文联主席侯树槐老师都知道我写散文了还写得好，见面鼓励我要努力和继续。想想今天从事自由撰稿人的职业，还是那时候黄龙文学社给了我学习的机遇，增添了我创作的信心，奠定了文思的基础。

要说和文学最不沾边儿的是李新昌，他是运输工人，敦敦实实的个头儿，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和用不完的精神。什么东西也没写过，什么东西都能评论，诗词歌赋小说绘画看后就能道出见解。特别当时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一经发表，大都是他最早推介而令人刮目相看。让我最感动也是记忆最深的是他经常在周末的作品讨论会上给大伙带来的惊喜。时至夜半，争论正酣，主持人刚刚宣布稍事休息，他就从油渍麻花的人造革破兜子里掏出一瓶散装白酒、一块猪头肉、一包油炸花生米或是素鸡豆腐之类的下酒菜，让朋友们夜宵。这对于当时都掐着瘪肚子的人来说，比今天的海鲜盛宴还过瘾。所以此后大家都自带宵夜相会侃作品，夜半有酒更让人感到创作的幸福，朋友的真挚。

社里年龄最大的是师范学校的乔木老师，文学功力很深，顾虑也很多。因为久不出作品也不好评论他人的作品常常是老胖子吴永学“瞎呲”的对象，语言刻薄得让别人都脸红，但乔木老师经历的太多，不屑一顾，杯酒释嫌，没有因此影响友好的感情。

若干年后，我从南方回长春办事，碰巧在重庆路上遇见李新昌。两个人牵手坐在了路边的小酒馆，豪饮狂谈，若无旁人；回忆当年、泪含眼帘。他富有了，给一个亲属是省内知名的大老板管一摊子事。

可见和我一样并不开心，分手时新昌不无留恋地说，庆山大哥！现在有钱了，可却找不到当年穷朋友在一起的快乐和幸福了。黄龙文学社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我们多年轻、多有意思。就是啊！记不得哪年五月的一个周日，他冒雨来到城东的我家，刚好我和尚宽从郊外水塘抓来几十条蛤蟆，将蛤蟆腿上锅油煎了下酒，望着窗外的蒙蒙细雨，就着园中的小葱蘸酱，一直聊到了半夜雨停、星斗阑珊。

文学社里的那些事儿

离开农安一晃20多年，往事如烟。至今回忆起来，好多事似曾有过，若隐若现。官场上令人痛悔的、生活中令人尴尬的，不堪回首。但是，对于黄龙文学社的一段经历来说，却是恍如昨日，它是令人开心愉悦的，留恋和珍惜的。即便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今天想来也是历历在目，是编都编不出来的美好故事。

应该说当年这些人能凑到一起，要得益于吴永学。大家都习惯叫他“老胖子”。此公很早就在长春日报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人长得肥胖邋遢，但是文笔清秀洒脱，很是让人羡慕。他和尚宽最先交友，所以才聚来了这帮人。老胖子有工作但是不上班，除了写小说最大的本事是钓鱼。别人钓鱼为了自食消遣，他钓鱼就是为了卖钱，给贫穷的家庭以补贴。由于目的明确赢得大家理解，所以朋友圈里没人说他不务正业。他有时北上松花江、嫩江去钓鱼，出去几天人晒得更黑了，却不见拎一条鱼回来。人们问起，他说钓了很多在当地就卖了，拿回来不新鲜也卖不上价钱，我们甚至怀疑他吹牛。鬼精的老胖子眯眼一笑马上转移话题。终有一天周末夜半人散，他告诉大家周日下午到他家去看他钓的鱼，因为听说两家子水库出鱼了，他起早去赶场。下午我们哥几个如约而至，老胖子用大肚皮腆着大铝盆让我们大家分享他丰收的喜悦，七八条上斤重的活鲤子甚是可爱。那年月北方还没有人工养殖的鲤鱼，所以这无疑是稀罕物。我们看够了，老胖子宣布今天晚上都来吃鱼喝酒。大伙还假惺惺地客套半天，其实就等着这句话呢！傍晚弟兄们来了，自带的酒和菜，闻着满屋子鱼香团团坐定。鱼没端上来，老胖子说话了，我钓的鱼好吧？好！胖老兄真是太有能耐了，大伙都捧着唠。突然老胖子神色黯然，哥真是没有能耐，自个钓的那样好鱼咱吃不起呀！正说得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嫂子端着土豆条炖的小麦穗鱼上来了，一边埋怨老胖子不给大家伙大鱼吃，一边说着今天的小鱼能管够。原来在大家看鱼走了之后，老胖子到市场上以两元多钱一斤的高价把鲤鱼卖了，净赚可比半个月的工资。然后又花五毛钱一斤买了七八斤的小鱼，炖上半大锅土豆。酒是大家自带的，就这也把弟兄们都喝潮了，侃了半宿。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鱼。

老胖子家就在朱毓铎黄龙美术社的后院，两间破旧的土平房东倒西歪。他家贫困源于嫂子没工作，孩子小，自己还有病。穷底子多年翻不过身来。那年月还没有市场经济一说，老胖子能想法到市场上挣点钱纯粹是生活逼出来的。夏秋钓鱼是一项，进了腊月里刻挂旗儿，过年手头也好宽绰点儿。朱毓铎、金锐给他设计的挂旗图案是没说的，我也从当医生的妻子手里要过手术刀柄刀片，给老胖子做刻刀。反正能省一分是一分。那一年快来到小年了，老胖子牙痛脸肿吃饭都困难，刘尚宽说是他刻的挂旗没卖出去上火急的。然后就有了我们一帮人站在寒冷的十字街上叫卖挂旗的趣事儿。卖出的一打挂旗要用包装纸卷好交到顾客手上才行，我就从办公室找来几捆废旧的活页宣传资料，打开是八裁纸，卷挂旗正好。那时的尚宽、晓伟、国华我们几个在县城里熟人朋友同事都不少，自持的文人结伙在大街卖挂旗，这也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见面都冷漠冷眼的。那年老胖子卖挂旗纯赚了七八十元，过年老牛了。也就是那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这些朋友无论是住在北关南街东下坡的，家家院中都铺上了厚厚的一层五颜六色闪着光亮的碎纸片儿，那是老胖子一冬天刻挂旗攒下的，也是他趁着除夕的天亮前穿过了农安城大街小巷给朋友们撒下的。以此告诉大家他来过了，给弟兄拜年给弟兄们祈福向弟兄们道谢了。不久，他的中篇小说《玉泉山》发表在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上海文学》上，老胖子才说出了牙疼脸肿的原委，那是编辑部已经让他修改了作品，并答应他很快发表，他想年前用此给弟兄们献上一份惊喜和礼物，但是很快又没了音讯，所以才有了一股火，急的。

那年月家家都不宽裕，除了工资低收入少，物资也十分匮乏。我在县委机关时，过年所分到的木耳和花生米是用信封装的，鱼肉蛋就更不用说了，少的可怜。尽管如此，每年正月都要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请客排日子。黄龙文学社这一圈里人按家地喝一遍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在一个生活水平线上，吃喝好坏没人计较，能聚到一起就开心。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来了，酒桌上难说就我们十一二个人，稍有扩大就十四五个，没有这么大桌子围坐。年前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李新昌说他家有个大桌面，是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吃共产主义大食堂用的，直径一米六，围坐十四五个人没问题。就是太重了，二寸厚的桌面还是榆木的。两个人抬不动，就是在地上骨碌也得三个人才行。刘尚宽不愧是盟主点子多，他当即决定，头一顿酒就在李新昌家了，下一家是谁谁就去骨碌桌子，上一家帮助送，再出一个志愿者就行了。最后的结果是丁宝库、朱毓铎、吴永学几个年长的不能去骨碌桌子，只有尚宽、晓伟、国华、金锐、新昌和我几个人了。正月里，农安城里满大街扭秧歌，就有几个傻小子满大街地骨碌一个大桌面。人们不看秧歌看骨碌桌子。从十字街骨碌到宝塔南，从宝塔南再骨碌到烈士陵园北，然后是东下坡子城墙根，南关边上的小胡同。整个的县城都骨碌遍了。这时人们才注意原来大家居住是这样的分散。后来想想，那时分散的居住，还没有通讯工具，有时找人就靠跑腿，两年多每个周末无论刮风下雨大雪寒天没有间断过聚会，那股热情哪来的呢？

就在这伙人相处得似亲兄弟一般的时候，在县委办公室当干事的圈内的好友刘焕新因患癌症刚过而立之年故去了，是这帮弟兄们给操办的丧事，在县委院里的机关礼堂举办了追悼会，我们有画家、诗人，自然把一切搞的冠冕堂皇，比老县长的追悼会还体面。尚宽拟的一幅很长的挽帐，前面记不得了，末句上大概有“春迟雪白君归早，秋寒霜冷梦相说”的句子，县委机关的某位领导一直追问我是什么意思？真是无可奉告，仅是朋友的一种心境而已，没有针对任何什么的寓意。看不明白的挽联，你看看孙晓伟过年贴在大门上的春联好了。上联“包饺子炖猪肉又煎大鱼，吃苹果逮柿子再啃冻梨，”横批“过年真好”。引得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观看开心大笑，还有好事者动笔抄了去。一个大字不识的老革命孙老爷子很自豪地说，我们家晓伟的书没有白念，写的对子那么多的人都爱看，一定是好。

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开心的事不少，更有喜事频来。赵国华和郭翠筠要结婚了，那时国华已经到县文化局工作，郭翠筠在创作室算是一个单位的。局领导想关照，但是文化穷，没房子，国华的父亲是镇党委书记也没招给儿子解决住房的难题，最后在宝塔南街借一间房。房主在原有的三间房山头接出来一间是要做仓房用的。墙壁没抹灰，屋顶没吊棚，看了很是愁人。我们这些人就一块帮助设计，如何间壁出来厨房、卧室和客厅，很快施工成型了。但是棚顶不好办，吊一间纤维板的木棚要花很多钱。我自告奋勇当上了“棚匠”，只是买了一卷细铁丝，用钉子钉在两侧的木梁上，一道道地缠上铁丝找平拉紧，头一层用报纸叠糊在铁丝上，第二层用白纸挂面，平展展、亮堂堂，很是好看，总共没花上十几块钱。尚宽、晓伟、金锐、我们几个一起动手，等郭翠筠下午回来时，我们的活都快干完了。她瞅着天棚一脸喜色地说，啊！我明白了，原来说的狐朋狗友就是狗友“糊棚”啊！

农安的文学活动在当时在省市具有一定得影响，大家的作品发表在《上海文学》《北方文学》《作家》《春风》《青年作家》等省内外刊物上，一些大型文学活动也在农安开展。一九八四年夏天，时任市文联副主席的候树槐、温杰、《春风》主编张少武、编辑孙英民、王小克专程到农安召开农安作者小说审稿会。八十年代末，长春地区文学创作研讨班在农安举办，时任市文联副主席张守智、专业作家付子奎、董福文、王小克、《春风》主编鞠显友、编辑王丽君、何平、孙玉良、时任《长春日报》副刊部主任于笑然等莅临。农安的作者也不断参加省市的一些文学活动。赵国华、郭翠君、吴永学、孙晓伟、刘尚宽都是九十年代初成为吉林作家协会会员的，这在当时长春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老友今何在

早年“黄龙文学社”里的那些人随着工作的变动、逐渐地散去了。

刘尚宽、孙晓伟八十年代初期期进入县公安局工作至今。其中，刘尚宽还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吉林作家进修学院念了四年书，其同学多数活跃于当今文坛，其中最著名者是与苏童、马原等五人一道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射雕五虎将之一的洪峰。固守农安的朱毓铎年年在南方搞写生、办画展，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山水画册，在北京还有了画室，是著名的书画家了，其画作海外已有收藏，一幅画据说已价值万金了。当年他给朋友们画的画唯有我至今还留着、还挂着。白送我的画早晚得让他买回去。

赵国华、郭翠筠夫妇在职念完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虽然在深圳安了家，郭翠筠还是《戏剧文学》的主编没有搬过去，办刊搞戏剧理论研究，颇有建树。依然居住长春，在国内戏剧理论界很有知名度了。赵国华在北京发展，曾主编了几千万言的介绍各国国情的大型综合类丛书，成为出版界名人。后来，又忙活影视事业，由他操作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朱德》通过了层层审批，听说正在进行中。

丁宝库大哥后来从政，也去忙乎机关公文了。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升到省供销总社办公室主任，退休时是吉林省物资集团的董事长、副厅级。多年不见，也不知道还写不写东西了。

金锐八十年代中期就舍弃一切携妻带子去了新疆，数年后又去了广东的阳江在一所师范院校当美术教师，有了高级职称。2000年的时候，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遵照市委领导的指示，要从全国选聘师资，要求除了是业内专家之外，还得是教育家。金锐因此以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的身份从广东进了北京。也搞了几次个人画展很有影响。还是他在新疆昌邑州时，寄给我一封长信和一本刘海粟大师题名的《西部画坛》，刊载了他在戈壁上的数幅油画写生和一篇论文，至今我还珍藏着，翻看时真为丢了他在农安给我画的油画而可惜。

乔木老师、李新昌后来就没了音讯，听说还在农安，肯定还有见面的机会，只是老胖子想起来让人心痛。我到省委工作时，他身体康复回到了东北送变电公司在工会工作，家也搬到了长春，有了新楼房。日子好了心情也好了，历时五年的由东北三省四市举办的“北国四季”文学征文，都是“壮国威”一等奖，哥们都知道这是吴永学的笔名，看了真为他高兴。再后来他担任了《吉林电力报》的社长、总编。还出版了一本小说集《春天的风》，是“平原文学丛书”中的一本。我怎么也想向不出来他是怎样做行政领导的，还没有向他讨教时，老兄因心脏病撒手人寰，年仅53岁。这也是几年后才听国华说的，当时我们都在南方，没有送他一程。实在叫人仰天扼腕。记得我们最后见面是1991年的夏天，东北送变电公司要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施工队配上几十台的电视机，需要省控办、审计两道审批。宝库大哥为他在省控办找到了人，审计一项他找到我。刚好我在省行政学院处长班上的一个同学是审计厅主管这个事的，一切手续迎刃而解。为此，老胖子搬出来公司领导请我和宝库大哥吃饭。那时我们哥仨还计划着回农安和弟兄们好好聚聚，然而就是那次不经意的小聚竞成了永远的回忆。

人们说，常常回忆过去的人，是人老了的特征。我以为不尽言。我不是不承认我快老了。我是想，当你曾经有过不是功名利禄所缠绕的那段影响你一生的往事、朋友，你能忘得了吗？我真期待着当年黄龙文学社的朋友们再回黄龙府一聚，共同想想老胖子，一块叙叙那逝去的岁月流年。

   宫庆山：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二人转剧作家。农安县万金塔人，17岁参军，复员回乡当过农民、建筑工人。1977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到农安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入吉林省委宣传部，曾任副处长、《现代文明》杂志主编。1993年离职下海广东，大连、北京等地，搞过影视、出任过香港某报记者、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长、企业总经理、公司总裁等。商海失意，2001年开始深入民间研究创作二人转，近年来有百余部二人转、小品等作品上演、出版发行。曾为中央电视台多个大型节目担任总撰稿。